第十六章 建国_明朝那些事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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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 建国

  暂时结束北元战争,让我们看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。

  朱元璋建立了国家后,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它取一个名字,这可是极其重要的,就如同今天的人们要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,这个名字要叫几百年,马虎不得。

 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,文化修养有限,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,可是大有来历,这个元字是取自于易经“大哉乾元”之义,也代表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景仰。

  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,就有很多争议了,很多人认为,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,所以才有此名,而另一些人认为,元是北方政权,按照风水来说,是水,属阴,而朱元璋定都南方,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。

  当然了,情况到底是怎样,只能去问朱元璋了。

  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后,他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,虽然他经常自称“淮右布衣”,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势头,但大臣们都知道,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,谁要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,就等着掉脑袋吧。他原先考虑要认宋朝的大圣人朱熹为祖先,但有一个客观原因使得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。

  因为朱熹生活的年代离他太近了,不太好混水摸鱼,朱百六等人还在那里摆着呢,别说骗人,自己都骗不过去。于是就此作罢了。

  经过二十余年的混战,中国大地上饿殍遍野,田地荒芜,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,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的就相当好,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,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。洪武三年(1370),他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,就免除三年租税,而且为了鼓舞开荒,他制定法令,只要你开了荒地,这块地就是你的,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,你也不用怕,我朱元璋给你撑腰。

  这就大大的促进了开荒的进行。

  为了鼓舞种田,他还发布命令,犯罪之人,只要不是杀头的罪,统统发配去种地,也算是干了件好事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以官员居多,当时仅凤阳一地,就有一万多官员在田里插秧,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。同时,他还大大削减各地的租税,除了一个地方外。

  这个地方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,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,他对此十分不满,规定江浙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。

  这一规定直到后期才废除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,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,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,对我们分析他后面的行为大有益处。

  相对的,他十分痛恨从商的人,这极有可能与他在小时候被屯米的奸商害过有关,当时的著名富商沈万三就成为了他重农抑商政策的牺牲品。这位沈万三十分有钱,据说家里有个聚宝盆,所以钱财源源不断,这位同志也想学习吕不韦,想搞一把政治投机,他主动投靠朱元璋,并出钱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,这些城墙十分坚固,都用上好的花岗石修建,并用糯米为浆,外面还涂有石灰,堪称铁壁。

  沈万三花了大价钱,希望朱元璋给他点好处,可他从来就不明白朱元璋是个怎样的人,朱元璋听说此事后,不动声色,等城墙修好,就准备杀了他。沈万三实在太蠢,像朱元璋这样的人怎么会容忍一个商人去修建首都的城墙!还是马皇后反复劝说,朱元璋才没有动手,但他还是没收了沈万三的财产,把他发配到云南。

  沈万三平生第一次作了亏本生意,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不幸者,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受到了歧视,朱元璋限制商人的行为看似平常,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宋朝以商为主的发展方向,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。

  在政治制度上,他几乎照搬了元朝的各项机构,中央设中书省,左右相,主管国家大事,下设六部,当时的很多人认为,朱元璋的明朝政府将继续按照元朝的官制走下去,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意想不到的。这也留待后面再说。

  明朝的制度还有很多,我们之所以介绍上面这些,是为了下面发生的故事作一个铺垫。

  【读书人的最高荣誉】

  在此,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,这是明朝的一个特色。

 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,却在明朝发扬光大,说来真是有趣,唐宋时虽有科举,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,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。明朝自洪武三年(1370)年起开科举,实行扩招,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。纷纷以读书为业,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。

 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,第一级是院试,考试者统称为童生,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,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,考试范围是州县,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“秀才”,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,考试成绩有六等,只有在这个考试中,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,而考到一、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,叫“录科”。

  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,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,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,你有某些特权,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,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。但你并不是官,还差得远呢。

 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,可是为了当官,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!

  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,你可千万别误会,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,而是省一级的统考。请注意,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,三年才有一次,一般在八月,由省出题,而且有名额限制。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,这个举人可不得了,是有资格做官的。之所以说是有资格,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,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。

  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,很简单,当官的人死了,你就有机会了。

  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,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,面露喜色,要不是和这家有仇,那一般就都是举人。

 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,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。

 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。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。

  好了,你已经考中举人了,终于走出了省城,现在向京城出发,为了当官,向前冲!

  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,那么请你打好包袱,准备好笔墨纸砚,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——会试。

  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,也就是说,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,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(可能有变动),但要注意,这三百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,他们只是“贡生”,要想当进士,你还要再过一关。

 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,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。

  在说下一关之前,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,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,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。明代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,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,可以称其为牢房。

  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(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),都是单间,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,别忙,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,这种单间叫做号房,长五尺,宽四尺,高八尺。

  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,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。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,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,每人发给三支蜡烛,进去后,号门马上关闭上锁,考生就在里面答题,晚上也在里面休息,但由于房间太小,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,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

  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,在那盏孤灯下,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,我们的先人满怀着报国的理想,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,实在值得我们尊敬。

  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,不仅是那些成功者,也包括那些失败者。

 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,在这场考试中,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,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,考生回答,内容主要是策问。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,他们只能战战兢兢的答完问题,然后退出等待自己的命运。

  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,会划分档次,共有三甲,一甲只有三个人,叫进士及第,分别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,这是为我们大家熟知的,二甲若干人,叫赐进士出身,三甲若干人,叫赐同进士出身。

 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。

  如果到了这里,你还榜上有名,那么恭喜你,你将会被派任官职。不过不要期望过高,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,经历这么多苦难,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,离县太爷还远着呢,但不管怎么说,总算是当官了吧。

  科举考试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,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。对他们而言,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,虽说文无第一,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。状元也是人,凭什么不是我?!

  事实也是如此,但状元虽很难得,三年才有一个,产量很低,但毕竟还是有的,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,而是另一种称号,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,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,为万人景仰!

  这一称号就是连中三元,具体说来就是身兼解元、会元、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。这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,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,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,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。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,必须反应快,长得比较帅,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。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运气的,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,简直是要喷火。

  这种人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一个,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辂,非常厉害。他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,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他。

  自隋唐开始科举后,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十三个人,分别是唐朝两人,宋朝六人,金一人,元一人,明二人,清两人。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。

  要特别说明的是,很多材料记载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者,这是不对的,在洪武年间,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,永乐靖难时,黄观为永乐所忌,将其名字从登科录上划去,改第一名为韩克忠,所以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,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。在此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正名。

  【当官的秩序】

  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,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,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,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,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,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,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。上可威胁皇帝,下可统治百姓,十分之可怕。在此,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组织内的运行秩序。

  我们前面说过,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,而举人要当官,就难得多了,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,如果实在没出息,还是不能考过的话,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,过几(从一到几十不等)年,官员死得多了,有了空缺,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,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。这个叫“大挑”。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,说来大家可能不信,是看你的长相,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,举人们如同嫌疑犯,几十人一队,站在吏部大臣们面前任人挑选。

  这个时候,长得丑的可就真是叫天不应了,肯定是没有你的一份了,早点回家吧。

  其实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啊。

  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,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,但也算是上过榜的,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,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,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,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。也就是所谓清流。

  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很有趣,需要详细说说,大家了解这些规则后,就能较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。

  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,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,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,甲是兵部侍郎(三品),乙是礼部郎中(五品),丙是刑部员外郎(从五品),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(从五品),戊是布政史参议(从四品)。

  这五个人中甲、乙、丙、丁都是进士,戊是举人出身,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,分清官位后,他们按照秩序坐下,大家开始谈话,由于说的不是公事,自然要从出身讲起,此时戊一定会先退出,为什么呢。

  因为他够聪明!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人中排第二,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,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,凑什么热闹。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,他是北大,我是清华,您呢,总不能说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。这个时候上去无异于自讨没趣。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,一开口就是想当年,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,就如同围城里的那句名言“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”,时不时就会抛出一句。其实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,慌不择路爬出去的,谁知道呢。这是见面的第一步,摆出身。

  下面是第二步,大家既然都是进士,那就好谈了,谈下一个问题,何时中进士的。一谈之下,甲是洪武十六年的,乙是十九年的,丁是二十二年的,丙资格最老,是洪武三年的,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:您的哪一届毕业的啊,喔,是师兄啊,失敬失敬。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,这个时候,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,这是规矩,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,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。这是第二步,摆资历。

 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,哪怕都是进士,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,甲说: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,乙笑一下:我是二甲进士出身,丙也笑:我是二甲第十五名。

  这个时候丁说:我是庶吉士。

 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,乖乖的站起来行礼,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。

  在所有的进士中,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,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,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,并帮皇帝起草诏书,是皇帝的秘书,权力很大,到了明朝中期,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。

  你说庶吉士厉害不厉害?

  这三套摆下来,大家心里都有了数,将来多多关照啊,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,形成强大力量的。

 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,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,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,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、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,这个时候,排场越大,面子就越大。

 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,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,前面有打锣的,举牌子的开道。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,学问都在牌子上呢!

  如果你是状元,那就威风了,牌子上可以写上“状元及第”“钦点翰林”这样的大字,招摇过市,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,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,将来一定要学他!

 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,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“同进士出身”“两榜出身”这样的字,也是很多人倾慕的。

  进士的牌子好写,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,那举人怎么办,不能写中进士,也不能写两榜,放心,办法是人想出来的,举人出门的时候,由于可写的不多,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。

 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,就写个牌子“丁寅举人”,再想想,老子在县衙是主簿(正九品),官位低是低了点,但也是官嘛,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“某县主簿”,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,有何政绩,都可以写上去,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。

  正是这样的诱惑,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,向着官位前进,可正如前面所说,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,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,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,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,在某种程度上,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。

 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。

  【八股】

 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,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,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,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,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,不可不说。

 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,第一场考经义,也就是四书五经,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,第三场靠时务策论,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,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,这是取士的关键。

 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,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,对他们而言,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,题目只能在这里出,不可能有别的题目。范围相当小,背起来容易,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,一般不超过五百字,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,这么看来,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 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,八股文分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题、起股、出题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、收结几个部分,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,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,必须用排比对偶句,共有八股,所以叫八股文。

 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,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,真是害人不浅,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,只为了凑字数,达到对偶的效果,文字表面上看,十分整齐,细看下内容,废话满篇。

 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,还有出题的老师,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,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,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,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,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,单独拿来出题,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,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,这种语句不通,张冠李戴的词句,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何况学生呢。

 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,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考试的人也不知道,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?

 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,就算古板,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,别急,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,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。

  明朝规定,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,必须仿照古人立言,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,这个圣人是谁呢——朱熹。

 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,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,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,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。

  天可怜见!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,写下来,吃饭时又想出一句,写下来,本来就作不得准,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,确实是一种折磨。

 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,叫天不应,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,只能自己慢慢猜,慢慢把握,所谓搞不懂就问人,搞得懂就教人,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,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。

 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,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,久而久之,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,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。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,不考就没有官做,这是实际的问题。

  在固定的思维,固定的模式下,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,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,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,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,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,文辞优美,立意深刻,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,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。

 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,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,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,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。

 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,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。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,“与之交谈,两目瞪然视,舌木强不能对”,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。

 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,比如吴敬梓在他的《儒林外史》中曾经写道:“八股文若做的好,随你做什么东西,要诗就诗,要赋就赋,都是一鞭一条痕,一掴一掌血。”可见,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。更重要的是,在这样的限制下,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,如后来的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,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?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。

  总的看来,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,禁锢人们的思维,害人不浅啊,其影响深远,直到近代,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,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,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,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,陈独秀非常得意,哈哈大笑,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,比策论秀才值钱。蒋梦麟连忙作揖。大家从中可以看到,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。

  【朝廷的斗争】

 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,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,得到了好的效果,但此时,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,大臣分成两派,以地域为区分,开始了新的争斗。

  这些所谓派别,实际上就是老乡会,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,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,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,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,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,这一集团人多势众,主要成员有李善长、郭兴、郭英、汤和、周德兴,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,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。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。

  有的朋友问道,李善长何许人也,为什么是第一功臣,确实,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,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。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,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,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。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,鞍前马后的劳顿,后勤工作不好搞,劳心劳力又不讨好。朱元璋是个明白人,所以在建国后,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,任命他为丞相。

 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,却心胸狭窄,谁敢和他过不去,就一定要解决对方。

 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,有敢专权的,就有敢分权的,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,那就是浙东集团,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。

 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,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,他准备看一场好戏。

  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,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,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,这些人人多势众,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

  以找茬为职业的官员。

  他们的名字叫言官。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。

 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,顾名思义,就是说话的官,到了明朝后期,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,实际上,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。

  朱元璋建国之初,仿照元朝制度,建立了御史台,到了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,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,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,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,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,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,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,共有110人,这些人权力极大,他们什么都管,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,就整天到处转悠,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,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,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。

  有人可能会问,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,要是他们也徇私枉法怎么办呢,说到这里,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,他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,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,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,认死理的去干这行,因为这工作得罪人,捞不到钱,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其次,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,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,可以说是芝麻官,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,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(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),大家咋一听,八府的巡案,官一定很大,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,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,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,官极小,权极大。但就是这样,朱元璋还是不放心,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,来监督都察院。这就是六科给事中。

  对应中央六部,朱元璋设立了六科,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,官位正七品,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。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。

 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,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!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,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,倘若有拖延不办,或是动作迟缓者,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,各部完成任务,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,此外官员年终考核,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。

 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:你要打我,我就骂你。这不是一句玩笑话,他们从不动粗,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,你要是得罪了他,那就惨了,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,都是饱读诗书之辈,骂人也有典籍来历,出自某典某条。如果你书读得少,还以为他在夸你呢。可能回家查了书,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,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。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,实在厉害。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,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,那可真是口水横飞,引经据典,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。套用葛优的一句话:“人家骂你都听不懂!”

  朱元璋搞来这群人后,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。

 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,洪武年间,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,这里说明一下,周观政是巡城御史,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。在他巡查时,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。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,女乐是不准入内的。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,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,说了一句:“我有圣旨在身!”(注意这句话的分量)。

  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,可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,坚决不准女乐入内。太监遇到这么个人,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。朱元璋苦笑一下,便传口谕,不再让女乐入宫,还特意加上一句,周观政你干得好,回去休息吧。无论怎么说,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,给足了周观政面子。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  周观政死都不走,这个书呆子不依不饶,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,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。娱乐也搞不成了,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,对周观政说,你做得对,我已经反悔,不用女乐了。周观政听到后,才回家睡觉。

  真是千古奇谈!皇帝口谕还不行,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!我们在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,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,大明王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,才能够延续两百年长盛不衰。

  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不错的。

  但请注意,如果你不是十三道御史,也不是六科给事中,不属于言官,可千万别多嘴!不要看着言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,你也跟上去来两句,不砍了你才怪。言官敢这么做,那是有悠久传统的。

  自古以来,就有言官的设置,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,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,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——不杀言官。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,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。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,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,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,还洋洋自得,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的气魄。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边听,一边咬牙切齿,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。言官确实威风啊。

  上面说的那个故事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,列出此故事还有一个目的。

  大家也可以看出,这件事情中,周观政做的过分了,用今天的话说,太较真了。皇帝有很多事情,你把女乐拦住,皇帝也传口谕,表扬了你,这就足够了。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,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。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,所以他要做榜样,但后来的皇帝呢,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寒风出来和你说清楚?就算再好的脾气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,可见,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,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。

  演员到齐了,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。

  【刘基与李善长】

  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,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,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,这是很了不得的,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,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、常茂(常遇春儿子)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。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有多厉害,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,而出人意料的是,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,名列第一。

  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。

  相比之下,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,却只被封诚意伯(伯爵),耐人寻味的是,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,年俸只有240石,而李善长是4000石,多出刘基十几倍。

  后人往往不解,刘基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在许多重要决策中,起到了重要作用,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?

 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,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。

  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,李善长是他的老乡,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,从不抢风头,埋头干活,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。相对的,刘基是一个外乡人,更重要的是,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!

 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,朱元璋想到的,他也想到了,朱元璋没有想到的,他还是想到了。

  换了你是皇帝,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么?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,而是权谋之策,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,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,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。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。

 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,还想要封赏么。

  刘基一生聪明,但也疏忽了这一点。

  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。

  洪武元年,双方第一次交锋。

  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,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,也就是说,他是言官的首领,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,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。

 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,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,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,查清罪行后,刘基决定要杀掉他,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,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请,刘基却软硬不吃,不但不买他的帐,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。朱元璋大怒,命令立刻处死李彬,不巧的是,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,他虽不敢隐瞒,但也怒不可遏。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,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,他想了一个借口,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,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。

  他找到刘基,对他说:“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,先生熟知天文,此时不应妄杀人吧。”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,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,以此为借口,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,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倒刘基的身上,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,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。

 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:“杀李彬,天必雨!”

 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。

  李善长被激怒了,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。

 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,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,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,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,也有不准的时候。

 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,过了很久也不下雨,等到朱元璋一回来,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,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。

  朱元璋是个明白人,并没有难为刘基,但刘基自己知道,这里是呆不下去了,于是在当年八月,他请假回了老家。

  临走前,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,想把首都建在凤阳,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。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,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,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,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他又对了。

  应该说,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,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,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,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,我是明白人,不会亏待他的。

 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,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,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,杨宪。

  杨宪是刘基的死党,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,接任了御史中丞,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。

  这位杨宪也不简单,他韬光养晦,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,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,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,说李善长无才无德,不能委以重任。朱元璋不是蠢人,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,开始并未为之所动,但时间长了,他也慢慢对李善长有了看法,对李善长多有指责,十一月,他召回了刘基,并委以重任。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。

  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,李善长十分忧虑,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,一定要学刘基,找一个代言人,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,要容易控制。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,但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。

 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,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,却一直不得意,总是干些知县之类的小官,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,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,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。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。

 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,事情又发生了变化,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,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,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,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,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。

  【谈话中的考验】

  这一天,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,初始比较和谐,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,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,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,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,如果换掉李善长,谁可以做丞相。

  刘基十分警觉,马上说道,这要陛下决定。

 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,他接着问:“你觉得杨宪如何?”

  这又是一个陷阱,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,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。

  刘基现在才明白,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,如果稍有不慎,就会人头落地!他马上回答:“杨宪有丞相的才能,但没有丞相的器量,不可以。”

  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,朱元璋接着问:“汪广洋如何?”

  这是第二个陷阱,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,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,所以第二个提出他。

  刘基见招拆招,回答道:“此人很浅薄,不可以。”

  朱元璋佩服的看了刘基一眼,这是个精明的人啊。

  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,“胡惟庸如何?”

  刘基松了口气,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:“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,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!”

  说完这句话,刘基松了口气,他知道考验已经过去了,但他错了,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。

  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着,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:“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。”

  大凡在极度紧张后,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,刘基也不例外,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,这次错误却是致命的。

  他没有细想,回答朱元璋:“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,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,皇上慢慢挑选吧。”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,自居丞相之才不说,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,如刘基所说,谁是恶呢。

  刘基的昏劲还没有过去,又加上了一句话:“现在的这些人,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”(目前诸人,臣诚未见其可也)。

  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。

  至此之后,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,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,但仍然坚持在朝中为官,为浙东集团撑台。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。

  洪武三年,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,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,“你年纪这么老了,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,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。”

  这意思就是,我要炒你鱿鱼,走人吧。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。

  这时,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,很快被淮西派排挤,本人也性命不保,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。

  在这场斗争中,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。

  刘基明白,自己失败了,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,度此一生。可是在这场斗争中,失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  胡惟庸成为了丞相,他没有放过刘基,指使手下状告刘基,此时刘基已经没有官位,还能告他什么呢,但所谓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实在是至理名言。刘基的罪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地。所谓王气实在是个说不清的东西,说有就有,说没有也没有,只看你的目的是什么。

  于是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,官都没了,还罚什么呢?朱元璋有办法,他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。

  刘基陷入了绝望,但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,他没有在原地等死,而是出人意料的回到了京城。

  这实在是很绝的一招,他明白,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,只要自己回到京城,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,让他放心,自己的性命就有保证。

  但这次,他又错了。

  洪武八年正月,刘基生病了,朱元璋派胡惟庸(注意这点)探视刘基,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,刘基吃了药后,病情越来越重,过了不久,就死去了。

  关于刘基的死因,后来的胡惟庸案发后,医生供认,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的。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。

  但很多人都知道,胡惟庸和刘基有仇,朱元璋也知道,却派他去探望刘基。而刘基这样有影响的人,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,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,他很有可能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。无论此事是否是朱元璋指使,但毫无疑问的是,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。

  刘基一生足智多谋,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,他对形势判断准确,思维缜密,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,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那样,有呼风唤雨的本事,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,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。他和诸葛亮一样,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所铭记。

  在我看来,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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