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八章 雨过天晴
话说，在51位面的穿越元年，刚刚完成第一阶段的北伐任务之后，常凯申就彻底撕下了脸皮，对土共还有果党内部的左派举起了屠刀。
那次反革命政变，从上层角度来看，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，也是左右两派的矛盾。
而在下层的角度上，因为土共领导的农民运动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，而这些封建家族中又有不少人与北伐军关系密切，甚至可以说，当时的大部分军官基本都是地主出身。
与之对应的，一度在乡村地区掌握话语权的农会以及负责领导的土共组织，武装力量却尤为薄弱，枪杆子握在别人手上，等到矛盾爆发的时候，自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。
也是那年，在经历了惨烈的牺牲之后，土共方才领悟了需要握住枪杆子的道理，于是便有了之后的多次起义。
白色恐怖期间的湘省，自然也不例外，其中何剑就属于反共先锋般的人物。
靠着对土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大肆屠杀，甚至喊出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走一人”的口号，军阀出身的何剑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和地位，并且还兼任了清乡督办署会办的职务，进而掌握住了湘省大部分的地方民团武装。
但是，也恰恰是因为何剑手中兵权如此雄厚，他这个公署会办的存在自然引起了时任湘省主席鲁迪平的警惕。
感到大权旁落的鲁主席处心积虑地想把何赶出督办署。（之前错误已修正，何剑是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上位湘省主席的，此时的湘省主席还是鲁迪平）
因此，当湘赣边界的红军力量日益壮大，引起两省以及金陵政府极大的威胁之时，鲁迪平正好顺势而为，推荐何剑代他为“湘赣会剿总指挥部”总指挥，然后顺利将此人暂时踢出了湘省。
期间何剑当然也不傻，他以筹集军饷为名拖延时间，思索反击的对策，但鲁涤平又干脆来了一招釜底抽薪，直接把清乡督办公署撤销，另设立军务科以掌握地方武装，同时将清乡督办公署的全部人员移给“会剿”总司令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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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才有了这位代总指挥剿匪之行。
可以说，除了在对付土共和工农群众上这些人还能勉强保持一致外，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内斗不断，无论是何剑还是鲁迪平，本质都是军阀出身，只要靠着手下的军队就能够掌握起一方政权，这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。
除此之外，在鲁何两人的背后，又有常凯申与桂系之间的斗争，何剑虽是湘军出身，却一向效命桂系，并且还想借助桂系势力夺得湘省的统治权。
而鲁迪平，则想把桂系驻湘部队交由何剑带领派去“剿匪”，借此将桂系部队排挤出湘。
本来在剿匪大局之下，两边虽然互有敌意，但还能勉强合作，可在去年（穿越二年）年底之时，常凯申以北伐已经结束、军队素质参差不齐、需要裁减军队、减轻财政负担为由，搞起了削弱别人，壮大自己的把戏。
其中第一把刀，就恰好砍到了桂系军阀李宗人的头上。
话说常委员长当然清楚这些军阀头子不会坐以待毙，所以作为常桂双方势力交界的湘省，也就成了新一轮混战的角斗场。
为此常凯申暗地里在湘省内培植亲信，希望借此夺取桂系控制的地盘，甚至还主动将大批枪械从金陵取道赣省接济鲁迪平。
在这个混战的年代，所有的政治斗争，最终的表现形式都只会是战争，因此当何剑收到相关的情报后，很快就意识到，自己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
对于军阀而言，兵权就是他们的命根子，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维持住自己手下的部队，以保证由此延伸而来的权力。
所以，一旦何剑在围剿赤匪的过程中伤筋动骨，并且未能积极参与接下来的争斗，那么迎接他的必然是地位的大幅度下滑乃至退出政坛，这湘省的舞台上怕是都没得他的位置咯。
一个是未来的潜在隐患，一个是眼前的迫切需求，如何选择自然不用多说。
红军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块硬骨头，若换在其他时候，这些军阀也不是不可以再来杀上几轮，可眼下马上开始的内斗，使得他们必须想办法撤出这个泥坑。
就在何总指挥已经在考虑撤军的同时，红军这边实际上也没有好受到哪里去，惨烈的斗争形势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众人的反抗的热情，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己方大量的有生力量。
毕竟本来就是敌我悬殊的局面，靠着山上山下两支红军的密切配合，以及根据地百姓的强烈支持，方才取得了若干阶段性的胜利，确实只能说是一场难得的奇迹。
但代价是不可能不存在的，甚至只能用惨烈来形容，无论是红军还是地方，都为了抗击敌人而付出了不小的牺牲。
比如之前抄小道下山反击的分队，靠着精锐的装备和出其不意的突袭，在开始的战场上占了不少便宜，并且顺利扰乱了敌人的部署，为山上守军的反攻创造了机会。
但因为敌军人多势众，加上分队缺乏联络手段，初期进攻又太过顺利，结果陷敌过深，等指挥员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回过神来的敌军团团包围。
一开始，这支分队还能靠着强大的火力维持住局面，但随着弹药耗尽，所有人不得不选择与白军贴身肉搏。
最惨烈的时候，一个先锋队员需要同时面对四五个敌人的围攻，其他战士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伤亡。
但好在分队的突袭起到了不小的效果，山上的反攻，以及先前下山红军的及时赶到，成了当时战场上压倒白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虽然后来白军见势不妙，也设法调来了大量后备部队，但毕竟先期弱势局面已成，战场的规则也不是完全比拼人数那么简单，在红军不惜成本地投入人力和火力的情况下，敌人终究还是被击退了。
事后，红军打扫战场时，就发现了一位牺牲的先锋队员，在他身上除去覆盖了钢板的胸部之外，其他位置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刀口，流出的鲜血更是浸透了全身的衣物。
经此一役，白军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，战争局势也正式由正面战斗转变为了游击战。
同时，游击战也并不意味着牺牲的减少，甚至因为白军和民团毫无底线地行为，使得土共的地方组织和普通百姓的伤亡愈发激增，至于由此带来的房屋、粮食等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。
当战争持续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已经带上了总体战的味道，白军这边有占据数省之地及一个出海口的国民政府支撑，但内部斗争激烈，人心不齐。
而红军这边则只能依靠先前储备的物资，或许能够暂时凭借火力优势和农民支持获得上风，但无论是从人数上，还是持久性上都显然存在短板。
甚至说得严重些，如果再继续下去，考虑到此时红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远未成熟，根据地的鱼水情也尚不够深厚，这支队伍能否继续维持目前的局面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在后期的战斗中，也不是没有承受不住压力的战士选择逃跑或者背叛，甚至还存在着私下里与白军联络，希望能够带队投敌的个别军官。
有光明自然就会有黑暗，有先进自然就会有落后，起义不足两年，整编不到一年的红军，还是一个稚嫩的幼苗，在风雨飘摇中成长，时不时就会掉下几片叶子。
但没有关系，明天清晨，又会有嫩芽从顶端萌发。
幸运的是，敌人先撑不住了，第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终于暂时地落下了帷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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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次反革命政变，从上层角度来看，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，也是左右两派的矛盾。
而在下层的角度上，因为土共领导的农民运动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，而这些封建家族中又有不少人与北伐军关系密切，甚至可以说，当时的大部分军官基本都是地主出身。
与之对应的，一度在乡村地区掌握话语权的农会以及负责领导的土共组织，武装力量却尤为薄弱，枪杆子握在别人手上，等到矛盾爆发的时候，自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。
也是那年，在经历了惨烈的牺牲之后，土共方才领悟了需要握住枪杆子的道理，于是便有了之后的多次起义。
白色恐怖期间的湘省，自然也不例外，其中何剑就属于反共先锋般的人物。
靠着对土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大肆屠杀，甚至喊出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走一人”的口号，军阀出身的何剑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和地位，并且还兼任了清乡督办署会办的职务，进而掌握住了湘省大部分的地方民团武装。
但是，也恰恰是因为何剑手中兵权如此雄厚，他这个公署会办的存在自然引起了时任湘省主席鲁迪平的警惕。
感到大权旁落的鲁主席处心积虑地想把何赶出督办署。（之前错误已修正，何剑是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上位湘省主席的，此时的湘省主席还是鲁迪平）
因此，当湘赣边界的红军力量日益壮大，引起两省以及金陵政府极大的威胁之时，鲁迪平正好顺势而为，推荐何剑代他为“湘赣会剿总指挥部”总指挥，然后顺利将此人暂时踢出了湘省。
期间何剑当然也不傻，他以筹集军饷为名拖延时间，思索反击的对策，但鲁涤平又干脆来了一招釜底抽薪，直接把清乡督办公署撤销，另设立军务科以掌握地方武装，同时将清乡督办公署的全部人员移给“会剿”总司令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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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才有了这位代总指挥剿匪之行。
可以说，除了在对付土共和工农群众上这些人还能勉强保持一致外，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内斗不断，无论是何剑还是鲁迪平，本质都是军阀出身，只要靠着手下的军队就能够掌握起一方政权，这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。
除此之外，在鲁何两人的背后，又有常凯申与桂系之间的斗争，何剑虽是湘军出身，却一向效命桂系，并且还想借助桂系势力夺得湘省的统治权。
而鲁迪平，则想把桂系驻湘部队交由何剑带领派去“剿匪”，借此将桂系部队排挤出湘。
本来在剿匪大局之下，两边虽然互有敌意，但还能勉强合作，可在去年（穿越二年）年底之时，常凯申以北伐已经结束、军队素质参差不齐、需要裁减军队、减轻财政负担为由，搞起了削弱别人，壮大自己的把戏。
其中第一把刀，就恰好砍到了桂系军阀李宗人的头上。
话说常委员长当然清楚这些军阀头子不会坐以待毙，所以作为常桂双方势力交界的湘省，也就成了新一轮混战的角斗场。
为此常凯申暗地里在湘省内培植亲信，希望借此夺取桂系控制的地盘，甚至还主动将大批枪械从金陵取道赣省接济鲁迪平。
在这个混战的年代，所有的政治斗争，最终的表现形式都只会是战争，因此当何剑收到相关的情报后，很快就意识到，自己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
对于军阀而言，兵权就是他们的命根子，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维持住自己手下的部队，以保证由此延伸而来的权力。
所以，一旦何剑在围剿赤匪的过程中伤筋动骨，并且未能积极参与接下来的争斗，那么迎接他的必然是地位的大幅度下滑乃至退出政坛，这湘省的舞台上怕是都没得他的位置咯。
一个是未来的潜在隐患，一个是眼前的迫切需求，如何选择自然不用多说。
红军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块硬骨头，若换在其他时候，这些军阀也不是不可以再来杀上几轮，可眼下马上开始的内斗，使得他们必须想办法撤出这个泥坑。
就在何总指挥已经在考虑撤军的同时，红军这边实际上也没有好受到哪里去，惨烈的斗争形势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众人的反抗的热情，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己方大量的有生力量。
毕竟本来就是敌我悬殊的局面，靠着山上山下两支红军的密切配合，以及根据地百姓的强烈支持，方才取得了若干阶段性的胜利，确实只能说是一场难得的奇迹。
但代价是不可能不存在的，甚至只能用惨烈来形容，无论是红军还是地方，都为了抗击敌人而付出了不小的牺牲。
比如之前抄小道下山反击的分队，靠着精锐的装备和出其不意的突袭，在开始的战场上占了不少便宜，并且顺利扰乱了敌人的部署，为山上守军的反攻创造了机会。
但因为敌军人多势众，加上分队缺乏联络手段，初期进攻又太过顺利，结果陷敌过深，等指挥员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回过神来的敌军团团包围。
一开始，这支分队还能靠着强大的火力维持住局面，但随着弹药耗尽，所有人不得不选择与白军贴身肉搏。
最惨烈的时候，一个先锋队员需要同时面对四五个敌人的围攻，其他战士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伤亡。
但好在分队的突袭起到了不小的效果，山上的反攻，以及先前下山红军的及时赶到，成了当时战场上压倒白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虽然后来白军见势不妙，也设法调来了大量后备部队，但毕竟先期弱势局面已成，战场的规则也不是完全比拼人数那么简单，在红军不惜成本地投入人力和火力的情况下，敌人终究还是被击退了。
事后，红军打扫战场时，就发现了一位牺牲的先锋队员，在他身上除去覆盖了钢板的胸部之外，其他位置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刀口，流出的鲜血更是浸透了全身的衣物。
经此一役，白军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，战争局势也正式由正面战斗转变为了游击战。
同时，游击战也并不意味着牺牲的减少，甚至因为白军和民团毫无底线地行为，使得土共的地方组织和普通百姓的伤亡愈发激增，至于由此带来的房屋、粮食等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。
当战争持续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已经带上了总体战的味道，白军这边有占据数省之地及一个出海口的国民政府支撑，但内部斗争激烈，人心不齐。
而红军这边则只能依靠先前储备的物资，或许能够暂时凭借火力优势和农民支持获得上风，但无论是从人数上，还是持久性上都显然存在短板。
甚至说得严重些，如果再继续下去，考虑到此时红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远未成熟，根据地的鱼水情也尚不够深厚，这支队伍能否继续维持目前的局面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在后期的战斗中，也不是没有承受不住压力的战士选择逃跑或者背叛，甚至还存在着私下里与白军联络，希望能够带队投敌的个别军官。
有光明自然就会有黑暗，有先进自然就会有落后，起义不足两年，整编不到一年的红军，还是一个稚嫩的幼苗，在风雨飘摇中成长，时不时就会掉下几片叶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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